父亲的再度复出是1977年3月。这个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前，中央决定恢复“文革”期间停办的中央党校，华国锋提名由父亲任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华国锋来到富强胡同6号

　　1977年2月26日，父亲被邀请到中南海谈工作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告诉父亲，中央党校将恢复，请他出来主持工作。父亲仍然表示：我哪儿都不去。

　　2月27日，叶帅约父亲到他家谈话，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已决定让你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去当常务副校长。你要去！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一番讨论之后，父亲表示：听从参座指示，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全力以赴做好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党校，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父亲任常务副校长。

　　一天，华国锋突然来到富强胡同6号。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意外：华主席到咱们家来了！他坐在约20多平方米客厅的旧沙发上，跟父亲无拘无束地谈起来。他来时我们全家人都习惯地回避了。事后才知道，叶帅听了选宁转达的父亲的3条建言，十分赞赏，竭力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推荐父亲出来工作。华主席这次来访，是谈党校工作的。

　　党史教学中的斗争策略

　　3月9日，父亲走进了中央党校。面对“文革”浩劫后的中国，父亲敏锐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打破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两个枷锁，一个是打破精神枷锁，从理论上击败“两个凡是”，将人们的思想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打破组织枷锁，平反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将社会各界从专制主义的迫害下解放出来。

　　按照党的十一大报告的精神，党校需要给学员讲清党的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情况，即“文革”期间的党的历史。讲述后两次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自然没有问题。可是，讲述第九次路线斗争，即所谓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问题，就很棘手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此时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十一大仍然坚决维护毛主席的决定，给刘少奇扣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也还没有被摘掉。

　　父亲责成党史、党建教研室准备一个教学计划。计划草案拿出来后，父亲看了很不满意，批评说：这个教学计划的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践，譬如所谓“二月逆流”，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父亲当即决定重新拟制教学计划。一个星期后，参与工作的人们拿出了一个充满斗争智慧和策略的方案：将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别开来，前者属党内路线问题，而后两者则是反革命；不再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的提法，也不再给刘少奇戴“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父亲很赞同这个方案，当即决定以此方案为基础，形成党史教学的“讨论提要”。

　　这个“讨论提要”后来在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要求中央尽快甄别刘少奇一案。父亲立即指示政治部以校党委的名义，将学员们的反映整理出来，连同“讨论提要”，一并上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以促成刘少奇一案的平反。

　　为中央党校右派平反

　　父亲在党校住在一排两层楼的楼房里。晚饭后，他一般都在校园里散步。他走路的速度很快，秘书老是跟不上，忍不住说：“耀邦同志，你为什么走这么快呀？”父亲说：“你不明白，我个不高，打仗时一定要快走才能跟上部队。时间久了，就养成了走路快的习惯。”

　　散步时，父亲常与秘书聊天。有一天，在谈到工作的困难和如何进展的时候，父亲感慨地说：“将来我们要写本书，名字就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今年62岁，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要争取时间，加紧工作。”

　　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党校的各项工作。他亲自主持，为中央党校的99名右派平反，为被康生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的全体人员恢复名誉，在全校展开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查处造反派的工作。

　　看小字报支持揭批康生

　　秋天的一个傍晚，秘书走进屋对父亲说：“刚才有一个电话，说有一张小字报是揭发批判康生的，就贴在离我们住的不远的地方。要不要去看一下？”父亲说：“走，看看去！”

　　他俩看完小字报，天已擦黑儿。父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回走。这时，秘书发现有不少人在不远处观察他们，不得其解地问：“耀邦同志，你看到远处有人在看我们了吗？”待他们拐了一个弯，父亲微笑着反问：“小梁，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

　　当时，康生虽然已死，却是以“伟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优秀理论家”盖棺论定的。事实上，康生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干将，是历次党内斗争总搞极左和靠整人起家的“理论家”。“文革”中，被康生点名戴上叛徒、国民党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帽子的干部，就有600多人。那时，“谁要是反对康生，谁就是反革命”。

　　在党校把揭发康生的大量材料整理报送中央后，党内开始了调查、揭发和批判康生的工作。这不仅揭露了康生的本来面目，也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战线上的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