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这样一番话：“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之所以讲这番话有着深刻的背景，此时“文革”刚刚结束，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邓小平认为领导干部去倾听民众的声音，是和广大群众，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思想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纠正错误，真正维护群众利益。

　　1931年8月，邓小平接任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县委书记后，对该县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该县原主要领导人李添富、谢在权汇报说，瑞金县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成绩很大，已肃清出2000多“社会民主党”分子，并将一些“社会民主党”分子处决，目前在押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还有300多人。然而绝大多数群众反映，李添富、谢在权是品质恶劣的坏人，他们在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中，违反政策，搞刑讯逼供，大肆捕人，制造冤案，滥杀无辜。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邓小平在深入调查研究，听了大量群众的反映后，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作出如下正确判断：大多数群众反映的情况真实可靠，李添富等人的汇报与实际不符。于是邓小平当即决定，立即停止逮捕和处决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释放被关的300多名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随后报上级批准，依法惩处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谢在权等人。

　　要真正关心群众的生活

　　邓小平反复要求，党要“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邓小平说：“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1975年8月，他在讲到企业整顿问题时指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他说：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他甚至谈到了山区的三线工厂养鸡、养兔、养鸭、养猪等副食品基地建设问题。他还曾具体例举了解决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并举一反三进行分析：“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邓小平常常说：“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

　要让人民群众敢讲真话

　　邓小平认为要想真正听到人民的声音，关心他们的生活，就要让人民群众讲真话。1950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工作态度问题时说：“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邓小平曾提醒全党：“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这是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

　　1961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搞公共食堂调研时召开了由几个大队支书和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他反复询问：“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说吃食堂也不错。邓小平在一位农户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最终了解到真实情况，这位农民告诉邓小平：“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几天后，邓小平在深入农户访问时，看到一位老大娘喂羊，猪圈却空着。他问老大娘：“你养羊，为什么不养猪？”老大娘说了真话：“还养猪，人还没吃的呢！”邓小平经过深入了解后，觉得问题严重，他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后来邓小平对于那种“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的做法，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他更进一步要求：“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